我稳了稳情绪，把家里的电话线拔了，把手机关掉，好让自己进入深度状态。
然后把家里的窗帘全部拉上，只开了一盏台灯。
我盘在沙发上，开始。
我的直觉是正确的，在读到白纸的第三页，我们千辛万苦要找的王文兰的名字就出现了。
以下是朱老爷子的回忆录，一字没有改动。
大部队日夜赶路，撤离了苏区，我准备好的行装，一条毛毯，两件换洗的衣服，一块雨布，几十斤炒面，就这样开始走上征程。
走到了一半时，连长让我带着一班人马，回去寻找一个叫王文兰的女同志。
他神情严肃地交代：无论做出多大的牺牲，一定要安全带回她，这是上级领导特别下的指示，要不惜一切代价，找到王文兰，并安全将她带回，在那里，最后一批部队将等着她一起离开，而给我的时间，是24小时。
我了解到的情况是，王文兰长期担任机要科长职务，她很早就参加革命，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，他的丈夫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，也就是我们开始寻找她的这一天，他的丈夫牺牲了。
连长交代，王文兰在福溪老乡家里养病，如果她不能走远，就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，让她装成要饭的老百姓，寻找队伍。
我们又回到了根据地。
我无法用笔墨来描写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了悲壮的景象：
那座高高耸立苏维埃政府纪念塔，被炸得粉碎，在它的基座下，到处都是被还乡团杀害的农会干部的遗体，他们的头悬在了屋沿上。
战略的失败，不仅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更让那些留在根据的百姓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我这个班的战士，都是在根据地参军入伍的，当他们看到了亲人们倒在血迫中，悲伤压倒了理智。
“打吧，和敌人拼了，乡亲们死得太惨了。”
“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王文兰，并安全地把她带回队伍，要是敌人把她抓住了，她叛变了，损失就更大了”。
我知道战士们的怨气，有枪而不能去救乡亲救家人，那是怎样的痛苦。
同志，看到这里，你明白吗？你只要是去南昌革命烈士博物馆看一看，你就理解当时我们的心情。
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。
主席用伟人的情怀，对那段往事做了诗意的总结。
而我，一生都背着歉疚的伤，不能自愈。